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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继续上路。

    到牡丹江的时候，快九点了。

    这座城市他来过很多次。年轻时出差来过，后来送儿子上大学路过，再后来王淑芬调到这里工作，他隔几个月就跑一趟。每一次来，心境都不一样。年轻时是兴奋，中年时是疲惫，后来是愧疚。今天是害怕。

    他把车直接开到了医院门口。熄火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。不是冷的，是紧张的。他盯着自己的手看了两秒，那双手做了几千台手术，缝合了上万厘米的伤口，从来没有抖过。今天抖了。

    他在驾驶座上坐了几秒钟。深呼吸了三次。一次比一次深，一次比一次慢。肺里吸满了冷空气，凉得他打了个哆嗦。

    推门下车。

    腿有点软。踩在地上的时候膝盖弯了一下。他扶住车门稳住自己，站直了，整了整衣领。白衬衫已经皱了，昨晚没来得及熨。他用手掌压了压领口，压不平，放弃了。

    往里走。

    给王淑芬打电话。响了三声就接了。

    “我到了。你在哪？”

    “住院部。肿瘤科。”

    肿瘤科。

    这三个字，像一记闷锤砸在他胸口。砸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他见过太多次这三个字——写在病历上，写在挂号单上，写在死亡证明上。但从来没有哪一次，这三个字让他觉得这么重。

    他几乎是跑着去的。

    五十五岁的男人。膝盖不好，腰椎不好，跑起来一瘸一拐的。走廊里的患者和家属纷纷侧目，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气喘吁吁地从身边跑过去，白衬衫被汗湿透了贴在背上。有人小声说“是不是急诊家属”，有人说“看那样子像是出了大事”。他没听见，他什么都听不见，只听见自己心脏在耳朵里咚咚咚地跳。

    住院部的走廊很长。长到他觉得跑不完。他跑过一间又一间病房，门牌上的数字一个一个地往后跳——401，403，405——每一扇门都关着，每一扇门后面都藏着一个家庭的悲欢。

    走廊最里面那间。409。

    他停下来。

    门半开着。他站在门口，喘着粗气，透过门缝往里看。

    她坐在病床上。

    穿着一件旧棉袄，领口洗得发白。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毛线帽，帽檐下面露出几缕灰白的头发。瘦了太多，颧骨高高地凸出来，眼窝深深地凹下去，脸色蜡黄，像一张旧报纸。她正在看一本医学杂志——是他订的那本《中华肿瘤杂志》，上个月的，他看完寄给她的。

    她总是这样。生病了也不闲着，把他的杂志翻来覆去地看，遇到不懂的就用红笔画个问号，等他来了问他。上一次他来看她的时候，她指着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问：“这个PD-1抑制剂，效果真的那么好吗？”他说“对有些人效果好”，她点了点头，没再问。现在想来，那时候她可能已经知道自己肝脏上长了东西。

    她听到脚步声，抬起头。

    四目相对。

    两个人都愣住了。

    她的嘴唇抖了抖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眼眶也红了。两个人就这么隔着一米多的距离对视着，谁也没说话。病房里很安静，走廊里有护士推车经过，轱辘碾过地砖，咕噜咕噜的，像是什么人在低声哭泣。

    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带着鼻音，像是感冒了，“我不是说了吗？离婚了我也得来。”

    他走过去，在她床边坐下来。床沿很低，他一坐下去膝盖就顶到了床板。他不舒服，但没有动。他拿起床头柜上的检查报告，手在抖，翻了好几页才翻到增强CT报告。

    肝脏S4段低密度结节。1.8cm。边界欠清。

    建议穿刺活检。

    他看完，把报告放下。深吸了一口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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