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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每一天，王淑芬都陪着检查组。她坐在会议室里，看着他们翻病历，看着他们做记录，看着他们时不时交头接耳、低声讨论。她的嗓子又哑了，含着金嗓子喉宝，一片接一片，嘴里全是薄荷的凉味。她一杯接一杯地喝水，水凉了又续，续了又凉。

    晚上回到家，她瘫在沙发上，不想动。父亲已经睡了，客厅里黑着灯，只有电视待机的红灯在一闪一闪的。她闭着眼睛，脑子里全是那些病历——六万一千二百份，每一份都要翻，每一份都有可能是问题。

    手机响了。是消化内科的赵主任。

    “王院长，他们把我叫去问话了……”他的声音在抖。

    “实话实说。”王淑芬说。

    “可是……”

    “赵主任，没有可是。实话实说。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

    “王院长，我会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“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”她的声音很冷，冷到连她自己都觉得陌生。

    挂了电话，她坐在黑暗里，握着手机。手机屏幕暗了，她又点亮，看着屏幕上孙子的照片。孙子在笑，露出两颗小门牙，眼睛弯成月牙。她看了很久，然后把手机放在茶几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    检查组走了之后第三天，纪检委的人来了。

    他们直接去了财务科，封存了近三年的账目。财务科长被叫去问话，出来的时候脸色煞白，腿都在抖。几个科室主任被约谈，一个一个进去，一个一个出来，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不一样——有的愤怒，有的恐惧，有的面无表情。

    王淑芬站在办公室窗前，看着纪检委的车开进医院大门。车是黑色的，低调的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谁家的私家车。可车牌号暴露了它的身份。她认识那个车牌号。

    手机响了。是赵主任。

    “王院长，他们又把我叫去了……”他的声音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底气，像一个溺水的人在喊救命。

    “实话实说。”王淑芬重复了同样的四个字。

    “可是……可是有些事，不是你想的那样……”

    “赵主任。”她打断了他，声音不大，但很冷。“到了这一步，已经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了。实话实说，是你的唯一出路。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传来了哭声。压抑的、不敢出声的、怕被人听到的哭声。

    王淑芬握着手机，没有说话。窗外的天灰蒙蒙的，像一块洗不干净的抹布。远处的烟囱冒着白烟，被风吹散了。

    她挂了电话，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天。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刚工作的时候，她的导师跟她说：“淑芬啊，当医生难，当管医生的医生更难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”

    那时候她年轻，觉得导师小题大做。当医生有什么难的？看病、开药、做手术，都是学过的。管医生的医生有什么难的？按规矩办事就行了。

    现在她懂了。按规矩办事，最难。

    纪检委的调查持续了两周。

    结果出来了：消化内科赵主任被党内警告，心内科副主任被免职，骨科王勇被立案调查。

    王淑芬作为分管副院长，被诫勉谈话。

    那天从卫健委出来，她站在台阶上，看着灰蒙蒙的天。风很大，吹得她的白大褂下摆翻起来，她缩了缩脖子。她忽然很想哭，喉咙发紧，鼻子发酸。可她忍住了。她抬起头，把眼泪逼了回去。

    她拿出手机，给李明远发了一条消息：“谈话结束了。”

    “回家吧。”他秒回。

    她盯着那两个字，看了很久。回家。哪个家？哈尔滨的？牡丹江的？还是那个在心里、在记忆里、在三十一年岁月里的家？

    她没回家。她回了医院。

    骨科的问题还在处理。刘铁军的父亲已经做了尸检，结果还没出来。王勇被立案调查后，彻底消失了，电话打不通，家里没人，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。骨科的副主任老张临时顶上了主任的位置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眼袋垂到了颧骨，头发又白了一大片。

    医保的问题也在整改。六万一千二百份病历，每一份都要重新审核，每一笔费用都要重新核对。医务科、财务科、信息科、各临床科室，所有部门都在加班。会议室里的灯从早上亮到半夜，打印机的声音从早响到晚。

    王淑芬每天六点到医院，晚上十一点才走。她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，病历、费用清单、整改报告、申诉材料，一摞一摞的，像城墙一样把她围在中间。她戴着老花镜，一行一行地看，一页一页地翻。老花镜是李明远上次配的，镜腿上贴着一张小标签，写着她的名字和度数。

    她的身体在报警。早上起来的时候，脚踝肿得穿不进鞋子，她用温水泡了半个小时，硬塞进去了。中午的时候，头晕得厉害，她扶着墙站了一会儿，从抽屉里摸出一块巧克力吃了，又继续干活。晚上的时候，腰疼得直不起来，她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睛休息了五分钟，又坐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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